1919年10月吉日的北京，秋风吹过国子监的琉璃瓦，也拂过北大红楼的窗棂，这一天，李大钊在红楼的办公室里整理刚收到的共产国际相关文献，笔端落在“东方民族解放运动”的批注上，案头的煤油灯亮到深夜，同期，长沙的毛泽东正和进步青年在岳麓山脚下的书院里讨论问题，他们把新出版的《湘江评论》摊在石桌上，讨论如何让更多人接触到新思想，这些具体的场景，让这个普通的“吉日”不再是日历上的数字,而是一群年轻人为国家寻找出路的鲜活注脚。
1919年10月吉日前后，各地的进步社团开始把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，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每周六下午在中央公园的茶座举办小型讨论会，参与者带着自己整理的工人生活记录，和工友们交流，上海的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开始连载通俗易懂的工人故事，每篇都配着简单的插画，让不识字的工人也能看懂，当时的青年们还摸索出“街头读报”的方式，在工厂门口、码头边，把报纸上的内容念给围过来的人听，这种接地气的传播,让新思想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属。
1919年10月吉日，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，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一天，天津的女工郭隆真，这天拿到了学校的免费听课证，她之前因为家境贫寒只能在纱厂做工，这次终于能系统学习文化知识，济南的商人王尽美，这天和几个朋友商量，把自己店铺的部分利润拿出来，资助家乡的贫苦孩子读书，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，在当时汇聚成一股力量,让更多底层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权利和国家的未来。
1919年10月吉日的故事，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了很多可借鉴的做法，如果想了解这段历史，可以去当地的档案馆找同期的报纸合订本，里面的广告、读者来信都是最真实的细节；也可以参加社区里的历史分享会，和同样感兴趣的人交流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不用觉得历史离自己远，就像当年的进步青年从身边的工人、商人入手一样，今天的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社区、学校开始，做一些小而具体的事，比如给身边的老人读报纸，或者参与本地的文化记录,这些行动本身就是对历史精神的延续。